【原】魅力女市长，评评又何妨？

王铭三 

昨天在广播里听到，有一个网站在网上评选“最具魅力女市长”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广播电台也趁热搞了个谈话节目。

大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一贯立场自然是中性，两位嘉宾一个支持一个反对，二人睿智机敏、妙语连珠、唇枪舌剑，煞是热闹，其实是在作秀。所以我只关注听众的短信，尽管是经过了筛选，毕竟不是预先排练过。

但遗憾的是短信始终没有脱离惯性思维的窠臼，有的质疑评选的权威性，有的质疑评选女市长与选美的差别，有的把焦点放在“魅力”的内涵上，又翻回了“什么是真正的美”这一陈旧的话题。

国人联想丰富，习惯网状思维，无论是什么评选，其结果一样，都要形成一大堆综合性的条件，选出一个足赤的完人。

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本《齐白石传》，就因为其中涉及到齐白石纳妾的史实，整本书受到了批判，而唯一的指责仅仅是“难道要号召大家学习齐白石娶小老婆吗？”因此，以后再宣传梅兰芳的时候，就只谈他蓄须明志的气节，艺术成就的造诣，避而不谈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爱情与艺术的珠联璧合，因为孟小冬是梅兰芳一妻一妾之外的外室，“人民艺术家”怎么能有“傍肩儿”呢？要知道，榜样是不能有任何缺点的。

“劳动模范”的最佳模式就是——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有发明创造；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积劳成疾，带病坚持工作；为事业牺牲家庭，为工作舍弃妻女，留下终生遗憾。不图名不图利，放弃奖金，尽力捐助，家徒四壁也乐在其中；不超生，不闯红灯，不沾染诽闻……任何人都有权利以“楷模”的借口添加内容，抬高标准，直到把“劳模”抬上神坛，令人可望而不可及。

冯巩的相声里有一个转圈的调侃，“在说相声的里边，我导演得最好；在导演里边，我相声说得最好”。如果非要问把说相声和电影导演综合起来冯巩算老几，他一定会哭笑不得地反问：“你较什么真呀？”较真又叫凿死卯，就好象是拿着榔头和凿子，非要把死卯眼凿穿不可，着实让人讨厌。在相声演员中评最佳电影导演，在电影导演中评最佳相声演员，是单项评选，为什么非要加入不相干的内容呢？

“最具魅力女市长”，其实也是个单项评选，就是在女市长中评选最具魅力的人。“女市长”是入选的基本条件，“最具魅力”是评选的项目。作为女市长，她的工作能力，政绩、业绩，是组织部门、干部部门的事，她是否廉洁，是否守法，是纪检部门、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的事，网民不知道，网站管不着。网民只能从照片或视频上看她是否漂亮，是否有风度，是否招人喜欢，是否看她顺眼，仅此而已。所以，网站只能评选她表面上是否“最具魅力”，而不可能深入她的内涵。哪怕她能力一般，哪怕她业绩平平，只要她有魅力就可以当选了。

评选女市长的魅力有什么意义呢？这问题其实有点扯，因为任何事情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都是在事后慢慢体现的，当时谁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即使谁罗列出一堆所谓的意义，也只是一相情愿的预想，因为任何真理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检验。

网站的评选有权威性吗？这又是一个扯的问题，因为任何的权威都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积累公信力，待评过几届以后，大家觉得评出的女市长确实有魅力，自然就会认可和信任，如果夺魁的女市长的魅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大家也就一阵哂笑，当它是场玩闹罢了。再者，权威与否的关键，既不在网站也不在评委，而在你在我在群众，如果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哪怕评委有再高的头衔，再唬人的身份，也无济于事。诺贝尔奖够权威了吧？可当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了残暴的奴隶主达赖以后，至少是诺贝尔的和平奖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失去了应有的崇敬。

如果评出的最具魅力女市长，后来发现她有贪污行为怎么办？那就不妨学学奥运会，先把奖牌发给她，待验尿结果出来以后，再把奖牌收回来就行了。

评选了“最具魅力女市长”，不妨再评选“最有文才的女市长”、“最有口才的女市长”……从单项评选开始，鼓励女市长多方面发展，有什么不好呢？

 【原】北京话的魔力

——公共汽车上的单口演讲

王铭三 

八十年代初，正赶上北京第一次“严打”，听说是够狠的，送西北大沙漠劳改不算，还吊销北京户口，一辈子也甭想再回来了。

那阵子我正在西郊山区施工，早六点准时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到家，中午还没处休息，成天的感觉就一个字——累……

郊区车一坐就是四五十分钟，正是养精蓄锐的好时机。凡是天天跑通勤的都有这本事，无论有座没座，只要把后腰靠稳了就能冲盹，不管车怎么晃悠都不带醒的。别瞧是似睡非睡，可还真解乏，而且保证稳稳当当地不摔跟头。都说是天地人有感应，确实是心能通神，不管睡得多沉，到地界准醒，上下班都不会坐过站。

那天，我正被一个凌乱的梦纠缠着，忽然耳边响起一声炸雷——“打你丫挺的！”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见周围的人和我一样，也刚从梦里惊醒，都在东张西望，谁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车厢里静悄悄，一片剑拔弩张的肃杀。

“您嚷什么呀！”从中门那边飘过来一个酸啦吧唧、软不拉塌、粘粘腻腻、古灵精怪的膛音。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主角登场叫板，好戏马上就要开锣了，别出声，支着耳朵听吧您哪。

“您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用不着拿嗓门压人哪，对不对？”

“不就刚上车的时候踩您脚一下嘛，至于这样吗？对不对？”

“您要打我，我也拦不住您，您想打，您就动手，用不着满市介嚷嚷，对不对？”

“咱北京人都是拿大眼窝头搋大的，没有一个是让大话吓唬大的，这个年头谁怵谁呀，对不对？”

“北京的爷们，谁也不是泥捏的，没吃过猪肉的也都见过猪跑，摔跤打拳谁都会比划，要讲真打起来，您还真未必是个，对不对？”

“不是‘四人帮’那会子了，这年头讲理了，您打了我，您得给我瞧病去，我把您打了，我得给您治去，对不对？”

“送您上医院，哥们不在乎花钱，还掏得出来，就是这工夫搭不起，陪您上医院坐一宿，可把《姿三四郎》耽误了就亏大发了，对不对？”

“再者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您比我清楚，对不对？”（大家会心地一阵哄笑）

“您要实在愿意去种哈密瓜，我就陪着您，也算咱哥俩为首都的父老乡亲改善生活做点贡献，对不对？”

“话我说着，大主意您拿着，要打，您就赶紧动手，下站我就下车，过这村可就没这店，我不能老等您，对不对？”

“我让您打，您不打，咱们就今（儿）帐今（儿）了，以后不带后找补的，对不对？”

“明（儿）咱俩再在车上碰上，要不咱就谁也不认识谁，要不咱就成哥们了，不打不相识，对不对？”

“兄弟，我下车了，刚才踩您脚了，对不起呀！白白啦，明儿见！您瞧，这多好哇，对不对呀？”

这站是个大站，下车的人多，车门一开就涌下来一堆人，突然大家异口同声地冒出一句：“对不对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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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真事的记实。

那人只喊了一句，后面全是这人一句一句的独白。

车上很挤，我们在后面只能闻声而不能见人，直到下车也没看出是谁在说，在说谁？

回想起来，这些话不仅有魅力，引你听下去，更主要的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乍听是罗里罗嗦毫无章法，仔细一听句句都围绕对方“打你丫挺的！”这个主题：

第一段落，他把自己放在“受压迫的弱者”的位置，令人产生同情，对方就是想打，别人也会劝阻——你打不了我——安全保险了；第二段落，打着“北京人”的旗号吹嘘自己——你打不过我——挽回了面子；第三段落，提醒对方现在是“严打”时期——你不能打我——自己是有政策水平的；第四段落，告诉对方，今天不打就是自动放弃——以后也不能再打我——以后的安全保险了。

有人说“北京人说话罗嗦”，能把一场肃杀的剑拔弩张说得烟消云散，泄了对方的气，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博得了大家的好感，不罗嗦点行吗？

【原】老北京的零客

王铭三 

解放初，北京没有大工厂，所以产业工人少。家庭作坊、零售小铺、摆摊卖货、走街串巷……总之是自由职业者多，因为北京人崇尚“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很多人都不愿意拿自由去换“铁饭碗”，因为要按月拿工资，就得受人管，所以，有人宁愿当一辈子临时工，也不愿意转正，图的就是“自由”，因为临时工可以不参加正式工必须参加的那些学习、开会、讨论……有那功夫还玩呢。直到1971年中央发文件，北京的临时工才一律转正。

自由职业虽然不保险，可赚活泛钱有两面性，一旦捞上一笔，就够吃一阵子的了。这与老北京胡同里住大官，大宅门多的传统有关系，比如大宅门的下水道堵了，管家就得上街找人帮忙，下水道通了，主人就会打赏，求人帮忙都是肯节的急活，赏钱没尺寸，说不定他半天就顶您一个月的，您说谁是好汉？

这些胡同串子，就指着大宅门吃呢，下雨下雪、红白喜事，凡是里边人手不够的时候，就是他们来钱的时候。别看平时游手好闲，可一进大宅门就生龙活虎了，不然下次管家不请，就断了钱粮课了。有些不解内情的总说“这帮人懒着呢！”，其实不然，在大宅门里干活，又勤快又有“眼里见”，问题就看你赏多少，钱少了还真懒得动弹。

就是梅兰芳、马连良那么大派头的艺术家，也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固定工资，唱一场戏拿一场的戏份，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才改成月薪，马连良每月1700元，梅兰芳主动降薪两次后2100元，可就没当年捐献飞机的能力了。

正是没有固定收入，“家无隔夜粮”的事经常发生，即使家有万贯，也有一时不便，钱不凑手就上当铺当东西，有了钱再赎回来。很多名角的“行头”（戏剧服装），都有过进当铺旅游的经历，有了戏码（演出），就先预支点包银（报酬），把“行头”赎出来。因此，上当铺不是丢人的事，也不是因为穷，更不是受盘剥，“当”了再“赎”，“赎”了再“当”，就是为了把钱周转起来，活得自由。

最典型的就是三轮车夫，早上起床，怀里揣块昨晚剩下的最后半块窝头，再灌一酒瓶子凉开水，蹬着车就出门了。凑巧刚到胡同口就有人叫车，要上前门火车站赶火车，速度要快，还要帮他把皮箱扛上火车。一路紧蹬，客人安安稳稳坐上了火车，看着车夫一头的白毛汗，一高兴就掏出10块钱，“甭找了”。

出了车站，又碰上叫回头车的，随便回家还赚了5毛。1956年工资改革前，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五十，在他一个早上就顶人家一个礼拜的，下午还能再去受累吗？

没钱瘪着装孙子，有了钱为什么不能充大爷？赶紧打发老婆孩子去买20斤煤球、5斤劈柴、3斤棒子面、1斤切面、3个鸡蛋、2毛钱的肉末、3分钱的黄酱、5分钱的醋、1个水疙瘩、半斤酱油、半斤花生油、2两白酒、5颗烟卷、1包茶叶末，等来了菜车再买点黄瓜、小萝卜。

大奶奶现笼火，再把小饭桌摆在显眼的地方，同时也摆出了大爷的面子。火上来了，先给大爷摊鸡蛋，再就着热锅余油炸肉末酱，然后再蒸窝头，最后煮面条，大爷吃炸酱面，大奶奶带着孩子吃窝头、热汤面，全家一天过生日。

大爷美美地喝着酒吃着摊鸡蛋，已经如醉如仙了，炉子里还有余火，就再烧壶开水，大爷下午不喝凉水改喝茶啦。

晚上大奶奶再笼一炉火，再给大爷打2两酒，吃完晚饭再烧壶开水，就又蹬车出门了。大奶奶抱着小三坐座上，老大老二坐脚蹬板上，如果有人问“干吗去？”大奶奶就会骄傲而自豪地向天大声宣布“上长安（大戏院）听马连良去！”任凭邻居孩子追着唱“蹬三轮的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

一路上，花生、瓜子把孩子们兜装满，再举着糖葫芦，俨然一副阔佬夸街一样，这就是穷汉幸福的一天。

家无隔夜粮，兜无隔夜钱，挣一天花一天，吃一顿买一顿，没钱就借就赊就拣，“提篮小卖拾煤渣”；有钱也是零打客，从不买整袋的面、整瓶的油、整筐的煤。剩下的钱就及时行乐，家里绝不留闲钱，钱压手里心里难受，存财钱的是傻子，省得招贼。

有零买的客，就有零售的商，这就是过去的北京为什么小买卖多，优秀的售货员都是一刀准、一抓准、一秤准，而且好多东西都拆开零卖的原因。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还见拿盆买棒子面的呢，售货员戏称他们是“盆客”，大多是靠拣垃圾为生的。

老北京人牛吹两头，要说穷，就是“三天水米不打牙，脑袋直打晃”，要说阔，那就是“全聚德、东来顺咱坐过，梅老板的戏咱听过，故宫、万寿山咱逛过、将军府里咱进过……你小子行吗？” 两头都是真话，没一句是假的，都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阔不一定就富，穷不一定不阔。有钱敢花，那是阔；再阔也花不完，那才是真正的富呢！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哲学。

【原】老北京的交通

王铭三

我这里说的“老北京”，指的是1950~1980年的北京，也就是解放以后到改革以前的北京。

那时北京老百姓的交通，也是基本靠走。为什么？因为穷，谁也舍不得放着宽敞的大路不走，花一毛钱去坐汽车，那可是一斤棒子面的钱啊！无论是工人上下班，还是学生上下学，路程在步行45分钟以内的，都是走来走去；如果串亲戚、找朋友，不是正事，当然就更是靠走。现在人们开玩笑常说“你掏车钱哪？”过去常说的可是“你给鞋钱哪？”

节假日我们少先队过队日，到北海公园、动物园，哪怕是要走2个小时的天坛公园，也是走个来回，戏称是“坐11路汽车”，“11”就是两条腿。现在人得了糖尿病，医生就嘱咐“管住嘴，放开腿”，那时的北京人，嘴让钱和票管住了，工资低，买不起那么多的肉，花生油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再加上天天走来走去，得糖尿病的人自然很少。

高一级的交通工具是公交车。

解放初期的公共汽车，路少车也少，偌大一个北京城还不到40条公交线路，30路以上是郊区车，1~29路是市区车，其中还包括预留发展的空路。

那时，汽车后背有个炭火炉，司机兼烧锅炉，蒸汽通到前面，不知是代替蓄电池帮助打火，还是代替汽油帮助走行？我当时还没有思考的意识，后来要思考了却又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了，因为这种后背带锅炉的汽车，很快就从市区到郊区陆续淘汰了。

大跃进，是个大发展的年代，公共汽车发展得也很快，车多了，汽油就不够用了。1960年开始，车顶上就多了个黑色橡胶气囊，听说里面装的是煤气，也有说是天然气，不过老百姓都叫它“煤气包”。

市区车的票价3站一档，4分、7分、1毛……最高到20分。小孩平时没钱坐车，就憋着“六一儿童节”过车瘾。

刚开始的政策是6月1日全天“少年儿童坐车不要钱”，好多哥们到这天就揣着烙饼咸菜见车就上，车到终点站也不下来，赖着司机往回开，楞是把单线车挤兑成环行车，闹得车车孩满为患，大人们上班都得改步行。

第二年就改了，每条线路只舍出几辆车作“少年儿童专车”，不专的车就照常收费。于是环行有轨电车里就人挤人了，恨不能把肠胃都挤扁了，只要挤上去就甭想下来，跟着一圈一圈地绕吧。第二天到学校就开始比了，谁绕的圈多谁就牛，可一到作文课写《愉快的儿童节》就傻了，因为他再怎么愉快也就这一个动作——挤。

大概是56年，又变成“一票制”，论次不论站，上一次车买一次4分钱的票，从此再没人坐车兜圈了，可见当年4分钱在家庭生活中的分量。

那时的售票员没有座位，前后门来回跑，到站先下车，维持秩序、扶老携幼，最后一个上车，有时还要阻挡后面的人，以免车上过挤。文革以后，售票员都有了座位，当然也就有了官气，服务态度越来越恶劣了，现在的李素丽是全国劳模，要搁1958年那会，也就是普通售票员的水平，要不老人都怀念从前呢？

比公交车再高一级的算是自行车。

从经济上看，那时的月票分三种，市区每月3元，郊区专线4元，郊区通用5元，即使你是月工资15元的学徒工，当月也能买上月票；而一辆自行车约150元，是学徒工10个月的工资，工作三年以后才能买上，买了车还要不断地修理、更换零件，要么怎么能位列“三大件”呢？从使用上看，从家门口到汽车站，下了车再到目的地，都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而骑自行车则可以从家门口一直到目的地，而且还可以走小胡同抄近路。

再高一级的就是三轮车了。

三轮车夫很讲规矩。车夫之间讲究礼让，凡是大型商场门前或繁华路口，都自然形成三轮车站，等客的三轮自动按先来后到排队，有人雇车，先来的先拉，只有先来的不想去，后到的才能替补上去，从来没有抢客和竞相压价的现象发生；车夫与乘客之间讲究诚信，乘客雇三轮车要先声明去哪，然后再讨价还价，确定了车钱再上车，绝不会随便加钱。客运三轮五八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现在胡同游的三轮车，已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游戏道具了。

再高一级的是马车，只是解放以后没几年就消失了。

最高级的当属出租汽车。

那时，北京只有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就是现在“北汽”的前身。那时的出租汽车既不在大街上“扫马路”，也不在闹市口“趴活”，而是在公司“等客”。

如果你有需要，就打出租汽车公司的调度电话，告诉他你在哪等，到哪里去，由调度派车。司机按调度命令到指定的地点接乘客，再拉到指定的地点。车费按载客里程计价，以汽车里程表为准，每公里3毛，接客空驶不收费，堵车等候不收费。一般而言，客人在雇车前已讲明路程，调度据此已算出车费，如果司机的发票存根和交的钱，与调度算的钱超出了合理误差的范围，司机就要解释清楚了。出租汽车站24小时有人值班，而司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拿的是固定的月薪和出车津贴，所以没有拒载和过多收费的现象。

老百姓只有在送老人去医院，或接产妇出医院，而且还没地方借平板三轮的时候，才偶尔叫一回出租汽车。以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为例，过去实习期间46元，定职以后55.5元，每月可乘出租汽车185公里 ；现在北京的出租汽车每公里2元，大学生定职以后每月至少2000元，则可乘出租汽车1000公里。表面看来车费提高7倍，而可乘里程的能力却提高5.4倍。

从我家到西单商场，走路半个小时，坐公共汽车要两个4分，坐三轮3毛，坐马车5毛，坐出租汽车1.5元，这就是按消费水平确定的公交等级。

那时没有私家车，你有钱买得起汽车，不要说没人卖你车，主要是没地方买国家分配的汽油去，你不是花钱买摆设呢吗？

 【原】想让你的精子更健康吗？

王铭三

美国科研人员发现，维生素叶酸与精子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

一名健康的男性，有4%的精子所携带的染色体，要么过多，要么过少。这种现象被称为“非整倍体”，与不孕、流产和先天性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睾丸发育不全征有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89名健康、不吸烟男性的精子样本，发现叶酸摄入量多（每天722—1150微克）比摄入量较少的男性，“非整倍体”的含量低20—30%。

埃斯科纳兹教授认为，为了减少后代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当前每日摄入叶酸400微克的标准应该提高。

谢菲尔德大学佩西博士认为，有益的食品虽然不能提高精子的数量，但可提高精子的质量。要想有一个健康的宝宝，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不吸烟、饮酒适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豌豆、带叶的蔬菜和可以合成叶酸的胡萝卜，以增加维生素C、维生素E、胡萝卜素的摄入量，预防婴儿的出生缺陷。

因为精子的产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从准备怀孕的半年前就开始培养。

母亲的饮食，对生殖健康的重要性，早已众所周知，这项研究表明，父亲的饮食，对生殖的健康也很重要，还是《超生游击队》中宋丹丹的一句话说得对“生儿生女，老爷们是关键！”

不打算作丁克，还没有小宝宝的年轻男子汉们，多吃水果少吃大葱，多吃蔬菜少吃肉，多吃菠菜少吃茄子，为了宝宝的健康奋斗吧！

 【原】北京的“一环路”

王铭三 

北京的城区在不断扩大，从二环、三环……一直发展到五环路以外。许多年轻的朋友提出疑问：北京有没有一环路？一环路在哪儿？

北京当然有一环路喽，试想，没有大哥怎么会有二哥，没有一环怎么能有二环呢？只是因为当时城墙没拆，没有二环路，也就没有“一环路”这个称呼。因此，一环路是有路没名的路，这才其说不一呢。

想当年，北京的有轨电车有个“白牌环行1路”，白牌红字，牌子上写着“1路（环行）”。电车从东单出发，向西经天安门广场到西单，拐弯向北过西四到平安里，然后拐向东过北海后门、地安门，拐向北，到鼓楼；拐向东，过交道口到北新桥；拐向南，过东四、灯市口回到东单。

这是北京的第一条环行路，但它只是交通意义上的环形线，而不是道路意义上的环行路。真正的“一环路”，应该是东单——西单——平安里——张自忠路东口的连线，环内是一个长方形。

北京的建筑，以皇宫为中心，最小的环线必然与皇城有关，一环的南北两线，就在皇城的南北墙外，皇城南墙因天安门的缘故，保留到了现在，皇城北墙很早就在扩展马路时连地安门一起拆了。皇城的东西皇城根，因道路狭窄且没有繁华的去处，一环路的东西两线，就向外挪了一条街。

一环路为什么有路没名呢？那是因为一环路不是有意识规划出来的，是修皇城自然形成的，所以，当初就没用“一环路”这样的总称，而是每段路都有各自的名字，旧名继续沿用，因此“一环路”就不是街道名称了。

一环路为什么没有环行车呢？过去北京的繁华闹市，说得是东四、西单、鼓楼前，前门、北海、颐和园，南一环有东单、天安门、西单，西一环有西四，东一环有东四，惟独北一环，什么繁华去处都没有，而地安门到鼓楼只有半里地的距离，于是车就从地安门向北拐到鼓楼，使北一环西路与北一环东路不在一条直线上。

许多外地人都对北京“大1路”这个名字感到奇怪，都是同样的车型，不知为什么北京人偏偏把一路公共汽车称为“大一路”，就是北京的一些年轻人，也有许多不知什么原因，只是人云亦云跟着叫而已。

解放初期，北京市的公共交通有两种，一种是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一种是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有轨电车有10多路，公共汽车有20多路。当时的公共汽车，都是一位数两位数的排序，其中有预留发展的空路。30路以上的是郊区车，30路以下的是市区车，以城门为界，郊区车不进城，市区车不出城，有轨电车只在城里跑。从复兴门到建国门的公共汽车，因为是通过天安门广场，又是走东西长安街全程，所以就被排为“1路”。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在“解放思想”和“敢想敢干”的口号下，北京运输公司（货运）搞了一个“汽车列车”，就是一辆的货车后面，拉着一串拖挂，就像火车的列车一样。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也急起直追，在客车上搞拖挂，成了“加长公共汽车”。

这加长公共汽车是个新事物，谁也掌握不好拐小弯的技术，为了保险起见，在全市挑选技术高超的司机来驾驶，司机享受大车补贴，并只在1路公交线上搞试验。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加长公共汽车一直停留在试验阶段，于是就有了三大特点：一是实行全程“一票制”，不论乘坐几站，都是一次1毛钱，而当时北京有轨电车的票价是3分、5分、7分……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的票价是4分、7分、11分……三站升一级；二是这种加长公共汽车，只有北京市才有，北京也只有1路才有；三是1路公共汽车全是加长的大车。就因为这些特点形成了1路的特殊性，这才形成“大一路”这么个特殊的称呼。后来，司机的驾驶技术提高了，能操纵加长公共汽车的司机多了，而且也可以拐小弯了，于是先郊区后市区的公共汽车就全变成加长的了，而且车型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大1路”的叫法却延续下来。于是全国的公共汽车，只有北京的“1路”前面才有个“大”字，这说明了它的历史地位。

 【原】北京文化分三个层次两个群落

王铭三 

千百年来，北京在“天子脚下”这个人文环境的熏陶下，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文化——官场文化、宅门文化、平民文化。

官场文化，是北京文化的主导，因为这里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官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宅门文化，是官场文化的延伸，所以曹雪芹才能通过荣国府、宁国府这样的大宅门，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全貌。

北京的宅门文化，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丫头养的”这个宅门文化的特产，就成为北京特色的“京骂”，别的城市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骂人话，因为其它城市不可能产生大宅门这样的一个层群。

平民文化，是对宅门文化的效仿，只是把宅门文化更低档次地通俗化罢了。

官场文化和宅门文化属雅，平民文化属俗，但雅俗互通，有的东西就亦俗亦雅了。比如斗蛐蛐，本是平民文化的一种，您想，如果不是平民，谁舍得黑更半夜跑城外钻树棵子逮蛐蛐去？如果不是平民，谁能斯文扫地地蹲在蛐蛐罐旁边，又喊又叫地看着蛐蛐掐架找乐子？可这斗蛐蛐一叫斗蟋蟀就变雅了，蟋蟀是花钱买的，或是雇人捉的，蟋蟀罐也改澄浆的大泥盒了，罐盖上还镌刻着字画，沾上了文气，这一个蟋蟀罐就值个十几两银子，养蟋蟀、捧蟋蟀罐都要专人伺候，就连逗蟋蟀的探子，绑的都是老鼠须……您说能不雅吗？钱花到了，自然就雅了，凡是价码高的，老百姓玩不起的，人一少就雅。

戏属俗文化，一堆土平整平整就是戏台，拉一道帘就开唱，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后来进了棚，进了剧场，进了皇宫，就逐渐雅了起来。徽调，本是安徽的一种小戏，被乾隆皇帝带进北京以后，沾了皇气自然就身价百倍，后来吸收了汉剧、川剧、秦腔的精华变成了京剧，又经过几代文人的修饰，文词越来越晦涩，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直到看不懂听不懂。例如《贵妃醉酒》，把月亮初升硬是雅化成“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您看懂了吗？

截止到文革，北京的老百姓喜欢听评戏的仍然是多于喜欢听京剧的。夜晚，在静静的胡同里，一边蹬着三轮往家走，一边连哼带唱的，都是评戏，就没有一个是唱京剧的，尽管他们也会唱两口。

“二锅头”酒，从价格上算，一个是低档偏上，可从消费人群的层次上看，却是无级、无品、无档次的差别。家有万贯的，喝二锅头不失身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喝二锅头不算奢华。还跟您这么说，您提着两瓶二锅头，送谁都不遭白眼，也没人受宠若惊，更没人说您是行贿受贿，就因为二锅头纯白没香味，而且劲大，是纯粹的高度酒，没人给他附加其它的含义，是穷富咸宜、雅俗共赏的酒。

解放以后，随着城市功能的变化，北京形成了“胡同”和“大院”两个群落，北京文化也相应地分为“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两大块。过去的官场文化和宅门文化，由于失去了依托而淡化了，平民文化与残留的官场文化和宅门文化融和成胡同文化，是老北京文化的延续。而“大院文化”则是洋文化的浸润，例如交响乐、芭蕾舞、话剧、歌剧的观众，大部分来自大院。

 【原】三问CCTV之3——被救助就该当恩奴吗？

王铭三 

感恩，报恩，是受助者和施助者之间的私密；是否感恩，何时感恩，用什么方式感恩，那是人家的自由，没必要公诸于众，外人也用不着窥测，更没有权利当众拷问，就因为感恩是受恩者内心的活动，报恩是个人的事。

有网友以为，电视台请受助者前来向施助者感恩，即使作秀也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的感恩，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感恩的队伍中。不错，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也很容易成为很好的托词，无论效果如何糟糕，只是动机是好的，当然就可以受到原谅了。仔细想想，其实不然。

任何的救助，都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进行的。至少我没听说有用贷款资助别人的。“这四天却花去了他家积攒一整年的一千多元”，也是刘吉桂当时能够拿得出的；然而对于受助者来说，这救助的功劳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因为如果没有刘吉桂的救助，被困的44人里，可能会有人在风雪严寒中失去生命。为什么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因为别人虽然救助的只是“点水”，而自己得到的却是“生命”。

但当把受助者放在公众视线之下进行拷问时，哪个受助者都会有悔不当初的感觉，都会对“人言可畏”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因为把感恩往深处发掘以后就会发觉，这“救命之恩”只能用“生命”报答。

千百年前的湖北丹阳，有个农民青年叫董永，因父亲亡故没钱安葬，傅员外资助了一笔丧葬费。就在董永到傅家庄取钱时，一群百无聊赖的闲汉跟着起哄架秧子：“你感不感恩？”、“你怎么感恩？”、“你什么时候感恩？”……那董永被缠无奈，只好答应安葬完父亲，来给傅员外干三年活，众人齐声喝道：“口说无凭”！董永就当众写下了一个《保证书》。

《丹阳晚报》记者来采访时，董永发了句牢骚“我这哪是感恩呢？纯粹是卖身哪！”记者就在报道中把《保证书》改为《卖身契》，把“干活”改为“长工”。于是，傅员外一下子就变成了乘人之危的恶霸；受助的董永一下子就变成了卖身为奴的受害者。

七仙女看到这个讯息，立即到凡间来打抱不平，逼着傅员外把三年改成百日，又为了帮助董永维权，防止傅员外随便加班加点，还在傅家庄盯了一百天。

《丹阳晚报》那个记者又来采访，立即以“董永孝父，感动上天”为题发了篇文章，说是董永的孝把玉皇大帝感动了，派了七仙女下凡帮助董永……

七仙女走后，董永回到自己的家，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好不冷清，多想有个家。这时，那群百无聊赖的闲汉又来了：“你可不能对七仙女忘恩负义呀！”、“七仙女，那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哪！”、“你要娶老婆可对不起七仙女的恩哪！”从此，在这群闲汉的“公众舆论监督”之下，董永彻底打消了结婚的念头，只好将光棍进行到底了。

《丹阳晚报》记者又来了，董永连忙告饶：“我的事你们别掺乎了好不好？那傅员外根本就没打算要回报，那帮吃饱了撑的混混一搅和，我为了感恩就得当农奴。你的一篇报道，硬是把七仙女说成是我老婆，那帮混混也不想想，七仙女是天仙下凡，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也不干人间事了，吃饱了又一搅和，我为了感恩又得当情奴，打一辈子光棍。”

虽然后来丹阳改名孝感，可作家无论是写《天仙配》还是《槐荫记》，都把主题从感恩、报恩，变成了爱情，只写到七仙女返回天庭为止，不再写以后董永如何继续把光棍进行到底。

难道一个人受了救助、受了恩惠以后，就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任何人的道德拷问吗？就应该对有限的施恩进行无限的感恩，一辈子背负恩情债，终生作报恩的奴隶？

如果把每一件救助或资助的事，都来个公开拷问，感恩就会有了横向比较，资助或救助不仅有了价值，也有了价格。再来个互相攀比、争强好胜，报恩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高得让人难以承受。

现在的贫困大学生，为什么很少接受资助，甚至是连贷款也很少接受？为什么毕业后要逃避资助他的恩人？就是前些年对资助、感恩、报恩的宣传太多了，使他们不敢再接受资助和贷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接受了资助和贷款，就必须接受任何人随时随地的拷问，这是多么恐惧的前车之鉴哪！

难道一朝受恩，就要终身为恩奴吗？这是我的第三个不明白。

 【原】感恩，要向谁报恩？

——三问CCTV之2

王铭三 

感恩，本是心里的活动，如果把感恩变成人们可以看得见的行动，那就是报恩了。

受助者要向施助者报恩，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铁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一对一的报恩，却屡屡生出许多的怪事来。

假如两个人分别资助了两个贫困大学生，他们毕业十年后，一个发了财，他经常去看望他的恩人，又送钱又服伺，使资助者过上了幸福的晚年；另一个一事无成，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能力报恩，还羞于再见恩人的面。同样施恩，却得到不同的回报，这样的施恩岂不成了股市的长线投资，谁不想万幸投到绩优股上？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吕不韦，不就因为秦始皇的爸爸异人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要报当年在赵国受难时资助过他的恩，而成了秦国的CEO吗？

假如受救助的44个人都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你们想看到如何“激动人心”的场面呢？难道是让他们仅仅是连声说“谢谢”吗？根据惯例，你们不会再走湖南电视台的老路，一定会有所创新。而在这44个感恩的人中，突然站出一位大款，掏出一笔钱来报恩，肯定会博得现场的一片掌声；而那些并不富裕的打工者，就只能尴尬地蜷缩在角落里承担着薄情寡义的谴责了。如果他无以为报，突然下跪磕响头，谁好意思不效法，那不又上演《疯狂的英语》《对话》版了吗？

其实，报恩者在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如何表现，在看客的眼里，都是一场有趣的作秀，笑也罢，赞也罢，鄙视也罢，可怜也罢，都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把受助者刻意推到亿万观众面前，无异于耍猴，不信你们自己表演一回感恩，亲身体验一下？

如果受助者能在获救之后，努力工作，积极奔小康，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做贡献，这算不算感恩？

再仔细一琢磨才发现，“对恩人报恩”竟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因为人生一世所得到的恩很多，仅在自己的家庭里，就有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有那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这些恩，哪个不该感？哪个不该报？感恩、报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把恩人当亲人，即使不是亲人，也要胜似亲人。但是，每当表彰英模的时候，总是赞美他们品格高尚，能“舍小家，为大家”。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了大家，父母之恩、夫妻这些亲人的恩，可以不感不报，甚至可以舍弃。那么，对比亲人还要亲的恩人，是不是也可以和父母、妻子的恩情一起不感不报，甚至舍弃呢？这是我的第二个不明白。

尊敬的、我心目中最权威的CCTV：

我不想说你们有没有权力，把那“44个被救的湖北人”当成你们的基干民兵，要求他们必须“召之即来”？也不想说收了钱是不是就不算救助了？更不想说你们是否想制造“湖北人不懂感恩”的舆论？我只是想弱弱地请教三个百思不解的小问题。

一问：谁是最应该对刘吉桂感恩的人？

《44个被救的湖北人真的不懂感恩？》告诉我们：“2008年1月25日清晨5点多钟，当粤VR1029这辆从广东普宁开往湖北松滋的大巴，因雪天路滑一头扎进高速公路边的深沟……”让我们明白了，造成车上44人被困的是大巴出事故。

我们没有必要分析事故的原因是天气是道路还是司机，那是有关部门的事，不需要我们无关人士操心，我们只需知道乘客的困难是大巴的事故造成的，大巴要对乘客负全责。至于谁对大巴负责，那也是不需要我们操心的事。

法律只承认已经形成的损失，刘吉桂的救助，虽然使44个当事人直接受益即减轻了当时的痛苦，还免除了进一步的伤害；但最终受益的则是大巴，因为乘客的损失越多，大巴的赔偿就越多。假如那个摔断腿的司机和孩子，在风雪中挺不过四天三夜冻饿而死，大巴至少要沾上死亡事故的污点；假如那些乘客有抵抗不住风雪而生病，大巴还要负担治疗的一切费用。刘吉桂的援手，不仅减少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还免除了事故的法律责任。

愚以为，乘客对刘吉桂可以不表示感谢，因为乘客可以把刘吉桂的救助，当作代表大巴公司提供的补偿，而最应该感谢刘吉桂的，应该是大巴公司，未受伤的司机邓烈就十分清楚，所以才在临走时，“代表车队额外送给刘先生1000元人民币，以谢救助之恩”。

莫名其妙的是，CCTV竟然放过最应该感恩的大巴公司不问，却紧紧抓住可以不感恩的乘客不放，不知何意。是吃柿子找软的捏吗？难道是那个大巴公司有你们惹不起的背景吗？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不明白。 

二问：感恩，该向谁报恩？

感恩，本是心里的活动，如果把感恩变成人们可以看得见的行动，那就是报恩了。

受助者要向施助者报恩，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铁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一对一的报恩，却屡屡生出许多的怪事来。

假如两个人分别资助了两个贫困大学生，他们毕业十年后，一个发了财，他经常去看望他的恩人，又送钱又服伺，使资助者过上了幸福的晚年；另一个一事无成，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能力报恩，还羞于再见恩人的面。同样施恩，却得到不同的回报，这样的施恩岂不成了股市的长线投资，谁不想万幸投到绩优股上？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吕不韦，不就因为秦始皇的爸爸异人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要报当年在赵国受难时资助过他的恩，而成了秦国的CEO吗？

假如受救助的44个人都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你们想看到如何“激动人心”的场面呢？难道是让他们仅仅是连声说“谢谢”吗？根据惯例，你们不会再走湖南电视台的老路，一定会有所创新。而在这44个感恩的人中，突然站出一位大款，掏出一笔钱来报恩，肯定会博得现场的一片掌声；而那些并不富裕的打工者，就只能尴尬地蜷缩在角落里承担着薄情寡义的谴责了。如果他无以为报，突然下跪磕响头，谁好意思不效法，那不又上演《疯狂的英语》《对话》版了吗？

其实，报恩者在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如何表现，在看客的眼里，都是一场有趣的作秀，笑也罢，赞也罢，鄙视也罢，可怜也罢，都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把受助者刻意推到亿万观众面前，无异于耍猴，不信你们自己表演一回感恩，亲身体验一下？

如果受助者能在获救之后，努力工作，积极奔小康，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做贡献，这算不算感恩？

再仔细一琢磨才发现，“对恩人报恩”竟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因为人生一世所得到的恩很多，仅在自己的家庭里就有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有那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这些恩，哪个不该感？哪个不该报？

感恩、报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把恩人当亲人，即使不是亲人，也要胜似亲人。但是，每当表彰英模的时候，总是赞美他们品格高尚，能“舍小家，为大家”。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了大家，父母之恩、夫妻这些亲人的恩，可以不感不报，甚至可以舍弃。那么，对比亲人还要亲的恩人，是不是也可以和父母、妻子的恩情一起不感不报，甚至舍弃呢？这是我的第二个不明白。 

三问：被救助就该当恩奴吗？

感恩，报恩，是受助者和施助者之间的私密；是否感恩，何时感恩，用什么方式感恩，那是人家的自由，没必要公诸于众，外人也用不着窥测，更没有权利当众拷问，就因为感恩是受恩者内心的活动，报恩是个人的事。

有网友以为，电视台请受助者前来向施助者感恩，即使作秀也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的感恩，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感恩的队伍中。不错，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也很容易成为很好的托词，无论效果如何糟糕，只是动机是好的，当然就可以受到原谅了。仔细想想，其实不然。

任何的救助，都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进行的。至少我没听说有用贷款资助别人的。“这四天却花去了他家积攒一整年的一千多元”，也是刘吉桂当时能够拿得出的；然而对于受助者来说，这救助的功劳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因为如果没有刘吉桂的救助，被困的44人里，可能会有人在风雪严寒中失去生命。为什么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因为别人虽然救助的只是“点水”，而自己得到的却是“生命”。

但当把受助者放在公众视线之下进行拷问时，哪个受助者都会有悔不当初的感觉，都会对“人言可畏”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因为把感恩往深处发掘以后就会发觉，这“救命之恩”只能用“生命”报答。

千百年前的湖北丹阳，有个农民青年叫董永，因父亲亡故没钱安葬，傅员外资助了一笔丧葬费。就在董永到傅家庄取钱时，一群百无聊赖的闲汉跟着起哄架秧子：“你感不感恩？”、“你怎么感恩？”、“你什么时候感恩？”……那董永被缠无奈，只好答应安葬完父亲，来给傅员外干三年活，众人齐声喝道：“口说无凭”！董永就当众写下了一个《保证书》。

《丹阳晚报》记者来采访时，董永发了句牢骚“我这哪是感恩呢？纯粹是卖身哪！”记者就在报道中把《保证书》改为《卖身契》，把“干活”改为“长工”。于是，傅员外一下子就变成了乘人之危的恶霸；受助的董永一下子就变成了卖身为奴的受害者。

七仙女看到这个讯息，立即到凡间来打抱不平，逼着傅员外把三年改成百日，又为了帮助董永维权，防止傅员外随便加班加点，还在傅家庄盯了一百天。

《丹阳晚报》那个记者又来采访，立即以“董永孝父，感动上天”为题发了篇文章，说是董永的孝把玉皇大帝感动了，派了七仙女下凡帮助董永……

七仙女走后，董永回到自己的家，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好不冷清，多想有个家。这时，那群百无聊赖的闲汉又来了：“你可不能对七仙女忘恩负义呀！”、“七仙女，那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哪！”、“你要娶老婆可对不起七仙女的恩哪！”从此，在这群闲汉的“公众舆论监督”之下，董永彻底打消了结婚的念头，只好将光棍进行到底了。

《丹阳晚报》记者又来了，董永连忙告饶：“我的事你们别掺乎了好不好？那傅员外根本就没打算要回报，那帮吃饱了撑的混混一搅和，我为了感恩就得当农奴。你的一篇报道，硬是把七仙女说成是我老婆，那帮混混也不想想，七仙女是天仙下凡，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也不干人间事了，吃饱了又一搅和，我为了感恩又得当情奴，打一辈子光棍。”

虽然后来丹阳改名孝感，可作家无论是写《天仙配》还是《槐荫记》，都把主题从感恩、报恩，变成了爱情，只写到七仙女返回天庭为止，不再写以后董永如何继续把光棍进行到底。

难道一个人受了救助、受了恩惠以后，就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任何人的道德拷问吗？就应该对有限的施恩进行无限的感恩，一辈子背负恩情债，终生作报恩的奴隶？

如果把每一件救助或资助的事，都来个公开拷问，感恩就会有了横向比较，资助或救助不仅有了价值，也有了价格。再来个互相攀比、争强好胜，报恩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高得让人难以承受。

现在的贫困大学生，为什么很少接受资助，甚至是连贷款也很少接受？为什么毕业后要逃避资助他的恩人？就是前些年对资助、感恩、报恩的宣传太多了，使他们不敢再接受资助和贷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接受了资助和贷款，就必须接受任何人随时随地的拷问，这是多么恐惧的前车之鉴哪！

难道一朝受恩，就要终身为恩奴吗？这是我的第三个不明白。

 【原】强迫感恩作秀是无知的暴力

王铭三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1月26日6时，一辆客车翻进排水沟，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农庄村九组普通农民刘吉桂，把44名乘客接到家里，安顿了他们5天4夜的生活。

2月20日，被救助的44名落难乘客和刘吉桂一起，在湖南卫视《2008元宵喜乐会 春暖人间》节目现场，共同喜庆元宵节。

3月30日，央视《对话》栏目播出《温暖的力量》，可这些受救助的人，都明确表示不到现场来。编导海洋为此写了《44个被救的湖北人真的不懂感恩？》（参看附录1）发在网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4月1日，客车司机邓烈把《我们需要知道真相》（参看附录2）发上网，说明当时他们是付了费的，而且已经公开感谢过了。

得知这一情况，海洋表示邓烈的声明写得很中肯，之前是得到了错误的信息才产生了误会。

◆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事件涉及的人际关系：

当这个人救助了那个人的时候，两个人就产生了施恩与受恩的关系。

受恩者，应当对施恩者感恩，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做人准则。忘恩必然负义，负心者为人所不耻，就要受到大家的谴责。

“施恩不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接受了受恩者的报偿就是为利而施恩，就是乘人之危，就是趁火打劫，就违背了君子的做人准则，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就要受到大家的谴责。

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指导下，受恩者为了不受大家的谴责，要给施恩者十倍百倍的报偿；而施恩者为了不受大家的谴责，则坚决不接受感恩人的报偿。于是，当一个救助完成以后，在媒体和大众的舆论监督和道德审判下，施恩者和受恩者立即从共同排难，变成了矛盾对立，开始进行“涌泉报”与“不图报”的抗争。所以，我们就在饭馆里抢着掏钱，在汽车上抢着买票，因为谁也不想当那个欠人情债的受恩者。

一群城里的教师到农村送钱，捐助农村小学，村长赶紧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教师奇怪：“我们捐助小学的钱，怎么能吃呢？” 村长委屈：“我们知道感恩，可我们没钱，不用这钱用什么？”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问题的原因：

刘吉桂收没收钱，是受救助人主动给的还是刘吉桂主动要的，并不重要，只要受救助可以承受，刘吉桂就是救助行为。假如是你被困在那个无助的冰天雪地中，你希望对方有偿救助，还是因无偿而不救助呢？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以自我修炼为宗旨，只有作为教育家的孔夫子，才可以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但当他把他的学说讲给诸侯王时，就不灵光了，“你算老几？该怎么做还用你教训，滚！”挥挥手，不让他带走一片云彩，因为诸侯王不是他老人家的学生。

当初的施恩和受恩，发生在他们之间，没有旁人参与；以后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感恩，甚至感不感恩，也还是他们之间的事，与旁人无关。

“感恩”二字怎么写？心字底，因此“感恩”是内心的活动，把内心活动公开表现出来就是作秀。作秀不是受恩者的义务，也不是施恩者的责任，刘吉桂就发出这样的牢骚：“讲实话，我也不想参加节目，现在正是春耕农忙，但没办法，现在只能待在宾馆里闲着。”

电视编导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强迫受恩者在公众场合公开作感恩秀，是打着“道德监督”的大旗施暴；看客们无论是指责受恩者还是施恩者，都是打着“道德审判”的大旗施暴。把“涌泉报”与“不图报”的抗争公开化，把受恩者与施恩者放在公开的评论台上，是把施恩者和受恩者当猴耍，是对他们人格的伤害。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如果把你弄到CCTV的镜头前，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没有助产士接生就没有你的今天，你该不该对助产士感恩？第二，我们把助产士请到了现场，你应该怎么表示，是不是要给她磕头？第三，为了表示你感恩的真诚，你愿不愿意拿你财产的一半报答你的恩人？我真的不知道你将如何回答。

如果每当救助事件发生以后，媒体和大众的关注焦点总是停留在救助者是不是有偿？受救助人是不是感恩？用什么方式感恩？感恩的程度是否达到大家的要求？充分说明这不是道德的高尚，而是无知的表现。因为只有“点水之恩”才可以“涌泉相报”，而“涌泉之恩”就只能“无以为报”了，所以古人又总结出了一条致理明言论——“大恩不言谢”，当你被救助的是生命或前途，这么大的恩情你无法报答了，那你就连谢都不必说一声，把恩情记在心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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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44个被救的湖北人真的不懂感恩？

——央视《对话》栏目编导手记

节目播出时间：CCTV2 3月30日晚22：08

当央视《对话》主持人陈伟鸿在现场说：“我们打了将近二十个电话，刘大哥，你希望他们有多少能到现场来”，刘吉桂答：“我希望他们都来”。主持人停顿了片刻，这片刻我们觉得也是残忍的，主持人说：“一个都没有”。而在这一刹那，我能看到刘吉桂沉默表情背后的那一丝伤痛。主持人问他介意吗？这个质朴、可爱的农民说：“不介意，他们工作忙，我能理解”，他还道出了一句平实但却意味深长的话：“希望平时多多联系”。这时我无语，冰雪已逝，人心间那种坚冰却久久难以消融，我们只怕现实的冷漠会深深刺痛那颗平凡而温暖的心灵。

起因—— 2008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在给我们在物质上带来巨量损失的同时，也让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收获了累累硕果，为此，央视《对话》栏目特别制作一期《温暖的力量》，用这场雪灾中3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彰显这股在抗灾中凝聚起来的中国精神。我们选取的三个人物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百宜乡计生妇幼保健站医生包良敏、河南送变电建设公司送电第一工程公司施工五队队长张申伟、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农庄村农民刘吉桂，这三个人的事迹均有广泛报道。

这里就单说说拯救了44条生命的湖南农民刘吉桂。湖南农民刘吉桂三兄弟将京珠高速上一台出了车祸的大巴内的44名乘客接到家中，免费提供食宿，一住就是四天三夜，而刘吉桂本人的家境并不宽裕，而这四天却花去了他家积攒一整年的一千多元——这几乎是他一家五口全部的过年钱。

刘吉桂这次拯救行动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这个老实、木纳的农民似乎在心里面一直都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2008年1月25日清晨5点多钟，当粤VR1029这辆从广东普宁开往湖北松滋的大巴，因雪天路滑一头扎进高速公路边的深沟，所发出轰然巨响让50开外家中的刘吉桂意识到：“出事了”。他立即穿起衣服从家出来，这时的雪也越下越大。

透过高速公路的护栏，刘吉桂看到在风雪中乱作一团的身影，其中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不断发出“救救我的孩子”的哭喊，让刘吉桂做出了一个让他意外成为英雄的决定，转身跌跌撞撞跑回家拿了把镐头，砸开了高速公路护栏，从那个妇女手中接过孩子，妇女也随他钻了出来。随后，刘吉桂对其他旅客轻轻说了句：“如果你们不嫌弃，就到我家里烤烤火吧”。这44个人，其中包括那位因车祸摔断腿的司机，开始了和他们的救命恩人刘吉桂共同度过，也许能让他们挂念一辈子的四天三夜。

当今天再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深深的被刘吉桂的质朴和真诚感动，也为他所救的这44个素昧平生的、被他当作湖北人感到庆幸。当即决心把刘吉桂本人请到对话现场作为主述嘉宾，同时想邀请当时受到刘吉桂最大关照的那两位——抱孩子的妇女和腿摔断的司机。让他们俩在现场意外出现，给刘吉桂一个意外的惊喜，温暖的力量就会在现场流淌。但接下来邀请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拿着从各种渠道得到的44个乘客中近20个联系电话，从长沙到贵阳，再到郑州，最后返回北京，历时一周与这些被刘吉桂救过的人联系，整个过程充斥着无可奈何，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被救过？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冷漠让我感到刺骨的痛。当然借口总是多种多样让人说不出什么，工作忙、要出车、要做生意、要照看孩子、要学车……我能感觉到他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也试着说服自己别强人所难，他们应该在心里念叨着刘吉桂这位他们人生中遇到的贵人。但后来和刘吉桂的一次聊天让我感觉到愤怒，我问他这些人回去之后有多少打电话回来表示感谢的，刘吉桂一开始不说，我一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说有三、四个。四十四个，三、四个（虽然他在节目中迟疑的说成六、七个），我的脑海里当时只有这两个数字，这就是那些被救的人的感恩举动吗？

当主持人陈伟鸿在现场说：“我们打了将近二十个电话，刘大哥，你希望他们有多少能到现场来”，刘吉桂答：“我希望他们都来”。主持人停顿了片刻，这片刻我们觉得也是残忍的，主持人说：“一个都没有” 。而在这一刹那，我能看到刘吉桂沉默表情背后的那一丝伤痛。主持人问他介意吗？这个质朴、可爱的农民说：“不介意，他们工作忙，我能理解”，他还道出了一句平实但却意味深长的话：“希望平时多多联系” 。这时我无语，冰雪已逝，人心间那种坚冰却久久难以消融，我们只怕现实的冷漠会深深刺痛那颗平凡而温暖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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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驳《44个被救的湖北人真的不懂感恩？》一文

——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作为一名雪灾受困者的亲属（本人的哥哥为随车司机，未受伤者），我和我哥哥以及当时在车上所有的乘客一样，对刘吉桂深表感激，此中之情，没齿难忘。但对于央视海洋同志发表的《44个被救的湖北人真的不懂感恩？》一文中的批评，我们实在难以接受。

各位看官，请容我将被央视“不小心”忽略的实情一一道来。

车祸发生后，我的哥哥等人承蒙刘先生的大恩，得以在冰天雪地的湖南享受到柴火的温暖，热气腾腾的饭菜。但这一切，并不如央视某些人所说，免费的。

1、车上44个人，每个人每天两餐饭，共20元，外加住宿（五人一张床）20元，每天的生活费是40元。小孩吃的鸡蛋钱另算。

2、刚进刘先生的家门，我们感激他的救助，当场给的茶钱都不下于几百元。

3、受伤的司机需要到医院治疗，我们给了刘先生以及当时参与抬担架的人（共5人）每人150元的担架费，从出事地点到医院所在的镇上大概有8公里路程。后来，伤者到镇上转车需要担架运送时，我们也给了相同的劳务费。

4、大巴有一个车轮陷到一旁的沟里，幸亏刘先生以及其他几个村民的帮忙，用千斤顶将其扶正，收费4000元。

5、我哥临走时，代表车队额外送给刘先生1000元人民币，以谢救助之恩。

在此，我们再次对刘先生说声，谢谢了！谢谢你当我们在茫茫白雪里不知所措时，及时伸出帮助之手，谢谢这个社会，危难时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在湖南卫视将你的事迹报道之后，我们甚为欣喜，你是好人，值得宣扬。当各大新闻里都说你是免费救助我们时，我们仍保持沉默，对你，也只有感激之情。我们知道，支付给你的工资、住宿费，这是你应得的，在你对我们说“去我家烤烤火吧”的那一刻，你是出于朴质的助人的念想，绝对没有关于钱的念头。所以，当湖南电视台邀请我们元宵晚会的现场时，我们欣然前往，我们只想再当面对刘先生说声：谢谢了!

当我们渐渐摆脱雪灾的阴影，再次为生计疲于奔命之时，突然听说网上有人对我们一片骂声，惊诧之余，追踪消息的源头，竟是中央电视台对我们未参加《对话》栏目而“心痛不已”，将不满宣泄于网上。对于未参加央视的节目，我们只能说声抱歉。生活的压力不容我们将太多的时间浪费在火车上，打心里我们也不愿到现场为那些虚伪的话语再作伪证，何况是在听到中央电视台制作人生硬的语气之后。感恩之心常在心底，怎能因为没去上节目，就叫做不懂得感恩？央视怎能只为了自己的栏目的收视率，不顾事实真相，强奸他人的意志？还故作愤愤然，说别人不怀感恩之心？何况标题是《44个……湖北人……》,对湖北人的群体歧视，跃然纸上。经常听说中央电视台封杀谁谁谁，这次算是正式领教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急需造就一些英雄，让普通大众去顶礼膜拜，而不至于在金钱至上的理念里导致传统道德沦丧。作为精神文化传导领军者的中央电视台，更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反对你去宣传，按你们的设想去编排节目，哪怕其中水分十足。但如果别人未满足你们的要求就妄加指责，实在有点店大欺客的味道。这篇文章本不想发，但事已至此，不得不发，不为别的，只为了车上44的人的尊严，为了所有湖北人的尊严。

邓磊

2008.4.1

受粤VR1029司机邓烈所托而发

 【原】日本人是杭州人吗？

王铭三 

1991年，考古专家在浙江杭州湘湖地区跨湖桥，发现了8000年前的人类遗址，比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还早1000年，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的一个全新分支。

考古专家在跨湖桥遗址，挖掘出了房屋和墓葬旧址，陶器、骨器、木器、石器和南方少见的彩色陶片，还有动物的遗骨，经研究发现，那时人类已开始圈养野猪，而且野猪已被驯化，牙齿正向家猪方向退化。

距离跨湖桥2公里的下丁村，可能是跨湖桥人的陶器作坊，但考古专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海洋生物的贝壳和化石，覆盖在文化地层上面，证明这里曾一度被海水淹没，变成了海底。

由陆变海，跨湖桥人哪里去了？一种可能是迁往地势比较高的山区，一种可能是飘洋过海，寻找新陆地了，因为在遗址发现，那时已能制作带着边架艇的方舟——高级的独木舟。

近年，日本的考古专家，在日本福田三方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出土了绳纹时代中晚期的独木舟，与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相类似。

是不是跨湖桥人乘独木舟飘泊到了日本的福田？日本的三方町人是不是跨湖桥人的后代？还有待于考古专家进一步到挖掘，提供出更多的证据。

如果确实是有一部分跨湖桥人，乘独木舟飘到了日本，那么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到了日本，所见到的日本人可能就是浙江人了。

 【原】向日本学习！

王铭三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购买了1000张北京和韩国首尔的公交卡，免费发给从7月起到北京和首尔的游客，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旅游高峰，调查使用者的需求。

日本的国土交通省，正与企业合作研发，希望能在2010年推出亚洲通用交通卡。

北京的公交，取消月票以后，有两种付费方式——买票，刷卡。

买票，即传统的上车交钱买票；刷卡，则是乘客先在公交售卡处交20元押金买卡，然后按自己的需要交钱，工作人员将钱数输入卡中，上车后在车门口刷卡冲减票款。公交卡可以陆续入账，连续使用。

刷卡，按票款的40%享受优惠，由市政府对公交公司给予补贴。如全程统一票价的市区公交车，买票需付1元，而刷卡则仅冲0.4元。

一般外地游客到北京，只能先买票乘公交车到饭店，安排好住处以后，再到售卡处买卡交钱输入，才能享受优惠。来去匆匆的游客，在北京只住四五天，时间十分宝贵，买卡退卡太麻烦，而不退卡又划不来，所以绝大多数游客都不得不放弃刷卡的优惠，上车买票。

乘一次公交车才省0.6元，确实是微乎其微，但积少成多，聚沙可以成塔，一个游客一天乘10次公交车，就可以少花6元，一顿早餐钱就出来了。

北京市民和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为北京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北京市政府的补贴是对他们的回报。然而日本也要染指，也来享受这个优惠，占这个便宜，可见其精明到什么程度。这种卡没有照片，购买不需要任何证件，使用不限制人员，没有外国人不可以买不能使用的规定，所以日本才能钻这个空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我们热盼新一届的政府部门，也能研究些新举措，指导企业研发出一些世界通用的什么卡来，让我们的游客也来享受一把日本、美国的优惠。

 【原】马英九能来北京吗？

王铭三 

马英九已经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就这一个身份了，而就是这个身份，使他在两岸统一前没有了来北京的可能，因为北京不可能接待他。

为了向世界显示他总统的身份，他只能出访外国。还没有与台湾脱离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是靠台湾接济的小国，就职前访问他们，有失大国总统的身份；而其他的国家又碍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接待他，因此，他唯一能去的地方就只有华府了。

条件摆在那里，马英九不得不将“象征性政治秀”进行到底，即使已经知道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不这样马英九也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关起门来当皇帝，就好像笼子里的老虎不如猫一样，当猫还需要费那么大的劲竞选吗？

一个省郑重其事地选一个国家的总统，就这还美其名曰实现了民主，就象三岁小孩过家家，他当爸爸她当妈，怎么看都是一场闹剧。人家在玩，就让人家玩去吧，我们管他作甚？

【原】不管清官贪官，能炒就是好官！

王铭三 

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姓舒的陕西籍军官爱喝川酒，退役后落户到了四川泸州，在营沟头的龙泉井旁，挖了4口窖池酿酒，由于酒香醇厚远近闻名，遂取名“舒聚源”。

“舒聚源”的名气引来不少的酒坊到此扎堆，营沟头逐渐聚成一条深深的小巷，但舒家得益于龙泉井的水，酿出的酒最好，城里人都穿过小巷到尽里头的舒家买酒，从此流传出一句俗语——好酒不怕巷子深。

在市场经济的簇拥下，人们崇尚“好酒也怕巷子深”，纷纷打起广告大战，疯狂地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轰炸，山东省潍坊市临驹县的秦池酒厂，不就掏了3.8亿当了两年CCTV的“标王”吗？

酒如此，人也如此。习武人常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气？对内是气质、气度，对外则是名气。剑侠在江湖有了名气，剑也就有了名气，连剑头上都能冒出森森的寒气，故而歌中唱道“剑气如霜”，厉害吧？

“人怕出名，猪怕壮”是古人的总结，而今人的经验则是“人要出名，猪要壮”，于是纷纷争着出名，因为名利紧紧相随，求名是为了求利。有实力的赶紧显示实力，因为张爱玲阿姨说“出名要趁早”；没有实力的就千方百计炒，炒也能炒出名来。于是昨天一个绯闻，今天一场官司，明天一番作秀，后天突然破口大骂……直炒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名不见经传的有了名，有了名的又一次名声大振，报纸增了销量，记者点了稿费，闲民有了谈资，多方得利，其乐融融。

陕西省镇坪县，西北狼绝迹了，华南虎却现身了，而且还摆了个漂亮的“泡司”，可惜只是张年画。紧邻华南的湖南省平江县当仁不让，闹来个真虎，拍的还是动作片，只不过这只虎是从马戏团借来的东北虎。虽然造假被揭穿，但镇坪县、平江县这偏僻的小县和名不见经传的造假者，却已经名扬四海了。

当炒作成了扬名的捷径以后，官员们也纷纷加入了炒作大军。山东济宁市，不炒这些小儿科的玩意，人家出手不凡地炒概念。

众所周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绝不是哀婉的低泣，而是嘹亮的高歌，越是哭声恢弘的声震屋瓦，越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引起世人的关注。于是济宁市，乘“国学”复兴的东风，借“孔孟故里”的青云，一下子把概念吹上了天，竟要斥资300亿建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而且还是“副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首都——未来的中国文化中心。

有大旗，当然要拉大旗作虎皮，没有大旗，就造个大旗作虎皮。从《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中可以看到，济宁市打造了两面大旗，一是“已经有的”，69位两院院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起，并呈请中央政府以国家力量，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二是“正在办的”，向海内外同胞与关注中华文化的外国朋友及组织，征集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有这两面大旗作虎皮，足可以唬一阵子的了。

炒概念比炒华南虎更高明，就在于让你没办法打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说的巧“目前中华文化标志城还只是一个创意，面向全球征集方案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到底建成什么样子还没有确定。”

创意无所谓真假，可要钱却实实在在是真的，张振川借今年“两会”之机就理直气壮地要求“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并忽悠“全国乃至全球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共同参与”。

如果能从国家预算忽悠出钱来，张振川可就为济宁乃至山东立了个大功，市长连任是没的说了，兴许还能再升个一官半职的。如果不能忽悠来钱，前期的投入也不用发愁，前车有辙后车有路，无锡市规划局的相关官员已经作出了榜样：“应当说政府实现了盈余，此举是成功的。如果硬要说是一种损失和浪费，那损失和浪费的也是企业的钱。”

炒吧，炒吧，炒能出名气，炒能出效益，炒能出政绩，只赚不赔，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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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

前   言

21世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2000年伊始，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69位两院院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起并呈请中央政府以国家力量，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

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经中央政府批准，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面向全球开展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活动。现发布公告，吁请海内外同胞与关注中华文化的外国朋友及组织积极响应。

一、项目概况

1．项目依据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国家宏大文化建设工程。

2．工程选址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地点在孔孟故里的山东省济宁市，规划建设区域涵盖曲阜城区、邹城城区以及中间的九龙山区；主建区范围为两城之间的九龙山区；建设范围东部为孔子诞生地尼山，西部为孟子诞生地凫村，北部为黄帝、少昊帝诞生地寿丘，南部为墨子故里。

孔孟故里北瞻泰山，南望峄山，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富集、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区，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多古遗址、古建筑早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曲阜城区与邹城城区呈南北坐落，曲阜在北，邹城在南，相距20公里。

3．总体构想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目标：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展示中华文化风采，凸显中华文化魅力，光大中华文化形象，感召凝聚全球华人华侨。

总体构思立意：在文化符号上具有代表性；在精神上具有崇高性；在功能上具有感召性；在建筑上具有经典性。

总体构思理念：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世代呵护、世代延续、世代传承，具有中华优秀文化标本价值，属于全球华人的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

总体建设目标：把曲阜与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之间的九龙山区连成一体，保护原有历史文化遗存，新建必要的体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的物化载体，开展功能性与持续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精神文化教育与传播活动，建设独具特色魅力的东方文化圣城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功能定位

展示功能。民族复兴之际，全面梳理、汇总中华文明成果，集中展示于世，树立起一座经典式文化丰碑，意义至为深远。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组中华文明博物馆，就是一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座全球华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圣殿。

纪念功能。寻根敬祖和纪念贤哲英烈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情结，是沟通全球华人心灵世界的重要桥梁。为五千年以来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团结与统一做出杰出贡献的历代先祖先贤先哲与英烈建立国家纪念圣殿，是当代华人的神圣义务。

德化功能。修养道德心性，砥砺人生志节；培育高尚情操，涵养浩然正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修齐治平，讲信修睦，正是中华民族最具崇高价值的精神理念。承继发扬这份核心的精神财富，是全民族的神圣职责。

二、征集要求

1．总体要求

中华文化标志城承载重要的文化使命，具有鲜明的公益性特征，要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

2．征集内容

征集创意规划方案。一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总体创意规划方案；二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主建区总体创意规划方案；三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主建区首建项目创意规划方案。

征集创意规划思路。中华文化标志城总体创意规划、主建区总体创意规划、主建区首建项目创意规划的策划、思路、构想和建议。

3．创意规划方案技术要求

创意规划方案要有文化内涵。要充分展现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领域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映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融汇。

创意规划方案要有总体构思。在空间结构上，通过轴线、项目、道路、水系和生态景观的创意规划，形成曲阜城区、九龙山区、邹城城区协调统一、有机融合的文化空间和人文环境。主建区及其首建项目创意规划方案要有具体的概念规划构思。

创意规划方案要有建设形式。物化载体要主题鲜明，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集古典美与现代美、民族性与世界性、庄重感与亲和力于一体。

三、征集规则

1．征集工作原则

征集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2．征集组织

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领导整个征集活动。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为征集方。征集活动各有关资料内容，通过征集方设立的官方网站公开发布。

3．征集时间

自2008年3月1日开始，截止到2008年9月1日。

4．应征方资格

全球范围的自然人、法人、相关组织均可参加本次征集活动。

四、评选及奖励方法

1．评选方法

初选确定入围资格，复选确定奖励等级。

2．奖励方法

入围方案和作者简介均在媒体上向全世界公布，并颁发纪念证书、纪念奖杯和奖金人民币1万元。

本次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活动设特等奖1个，奖励人民币200万元；一等奖3个，各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6个，各奖励人民币50万元；三等奖9个，各奖励人民币10万元。全部评选工作完成后，征集方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颁奖大会，隆重表彰入围和获奖者。

对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将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刻碑留念。

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

2008年3月1日

 【原】假学生假嫖娼，真教授真掏钱

王铭三 

据《京华时报》今天报道：200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有一个叶教授，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让他猜猜自己是谁，叶教授想到有个学生小何在广东工作，就问“你是不是小何？”对方说他就是“小何”，现在正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打算到了北京就去看望叶教授。

16日上午电话再次响起，对方说他在天津因嫖娼被抓，需要6万元“人情费”。叶教授关心昔日的学生，当即便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汇去了6万元，下午，又按对方要求将5万元“罚款”汇过去。当这个“小何”又第三次向叶教授要钱时，叶教授产生怀疑，在与真正的小何取得联系后得知自己受骗，于是报警了。一个月后，前往广东办案的民警将嫌疑人抓获，据蔡某交代，他老家有许多人都在以这种方法骗钱。

真的没有想到，北京大学的教授竟这样“很蠢，很昏庸”……

6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既然叶教授能当即把钱汇过去，就说明他对小何很熟悉，陌生的蔡某冒充熟悉的小何，叶教授在电话里竟没有听出口音、语音、语气的差别？从广州到北京是一条直线，小何却拐到天津，叶教授都没有问问他为什么是在天津被抓，都没有觉察出其中的破绽，是不是很蠢？

如果“小何”要钱的理由是生活困难、发生伤病、创业需要投资，或者是以发财为诱饵，叶教授被骗都情有可原。而“小何”要钱的理由竟然是嫖娼，而且是付因嫖娼而发生的“人情费”和“罚款”。那么汇钱就等于是支持昔日的学生嫖娼，至少是对学生因嫖娼被抓很同情，叶教授的关心竟然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支持和同情，是不是很昏庸？

联想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给学生布置撰写“打劫银行计划书”，真的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教授都怎么了？

难道大学真的要培养嫖客和江洋大盗吗？

北京大学有这样“很蠢，很昏庸”的教授，再空谈“世界一流”还有意义吗？据蔡某交代，他老家有许多人都在以这种方法骗钱，可见叶教授这样的教授不止一个，教授们是不是也该检讨一下自己的人品了？

 【原】温家宝工程师，你好！

王铭三 

从报纸上看到温家宝总理的简历，头脑里油然闪出了一句话：“温家宝工程师，你好！”

温家宝大我两岁，比我高两年级，是同时代的人。

温家宝1965年大学毕业，留校当了研究生。

那时的大学分两种，一种是大学（或学院），学制5年或6年；一种是专科学校（主要是医学和师范专业）学制2年或3年。没有“本科”的说法，也没有“学位”的说法，因此也没有学士、双学士、硕士、博士。

那时，研究生不实行公开招考，而是学校为培养师资，由资深的老教授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当然还要征得本人同意，再经学校批准。

研究生相当于教授的入室弟子，必然是教授的得意高才生，而学校则注重政治和品德的考察，因此可以称得起“品学兼优”、凤毛麟角。

谁料刚学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学没再招新生，学校也前途未卜，教授还在接受批判，研究生当然就无所事事了，1968年毕业的，耗到1969年才分配工作，研究生也不再留校，温家宝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一干就是10年。

1969年，正是文革从大乱走向大治，军管会进驻各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偃旗息鼓，纷纷消除派性，实行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后来，军管会撤消了，党委会恢复了，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解放恢复工作，逐渐走入正轨。

党的十大给68届大学毕业生创造了个良好的机会，那就是大力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即提拔年轻的新干部。

66届67届的毕业生到工作单位时，单位的派性还没有消除，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派性，从而失去了提拔的基础；69届70届的毕业生因为在文革前还没学专业课，一般不把他们视为合格大学生（所以后来才回学校补课，被称为“回炉”）。于是，68届得天独厚，成了没有派性的大学生，因此，文革五届在校大学生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或是再读研究生的，以68届居多。

温家宝是研究生，又是党员，还有十年多的基层工作经验，被提拔的条件很充足，改革开放后搭上了快车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1980年，技术职称从“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工程师”三级改变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四级，1983年又增加了“享受政府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即俗称“高高工”、“教授级高工”、“研究员级高工”。

温家宝1979－1981年在甘肃省地质局期间，正逢技术职称变更。按照新的技术职称序列，中专毕业生实习期满定职为“技术员”，本科毕业生实习期满定职为助理工程师或助教，硕士研究生实习期满定职为工程师或讲师，博士研究生实习期满定职为高级工程师或副教授。因此，他从技术员到工程师不是晋升，而是变更。如果站在新技术职称序列的角度看，他的技术职称从参加工作到现在，40年一直没动。

1981年到1985年，温家宝从副处长到副局长再到副部长，权利越来越大，却楞是没有为自己闹个高级工程师，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在基层工作24年，在上层工作17年，见过许多领导早已脱离了技术工作岗位，技术职称却一升再升，次次不落还次次优先。不信就去调查，各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大多是领导干部，因为单位的任何成果，都是在他领导下取得的，他是成果的第一功，比任何一个高级工程师都更有晋升的条件，业绩太突出了！

提升行政级别挖空心思，晋升技术职称处心积虑，素质低下的基层员工管这叫“撒尿擤鼻子——两头抓，两头忙”。

温家宝总理的技术职称，仍然停留在“工程师”的级别上，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至少应该承认他是个实事求是的好人。

所以我才说“温家宝工程师”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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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简历

温家宝，男，汉族，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1965年4月入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1960－1965年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

1965－1968年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

1968－1978年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

1978－1979年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党委常委、副队长

1979－1981年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工程师

1981－1982年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1982－1983年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党组成员

1983－1985年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5－1986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86－1987年中央办公厅主任

1987－1992年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2－1993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3－1997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7－1998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8－200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2－200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3－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３月５日

 【原】袁隆平，应该当什么院士？

王铭三 

袁隆平数度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意外地获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称号，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质疑。

3月14日下午，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说的一番话“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所以没有当选，是因为那时候科技界，包括院士群体当中，对于一个人成就的评价，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必然会推波助澜，鼓噪网友更大的不满。

其实，袁隆平该不该当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是个感情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呐喊助威，而是个规则的问题。

我们不妨先看看有关的材料。

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产生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后每两年增选一次，1993年10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6月3日成立了中国工程院，作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部分科学院院士转为工程院院士，但保留了他们科学院院士的身份，于是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第二章第四条“院士的标准和条件”规定——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第一章第六条“院士的标准和条件”规定——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专家），可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科学院院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工程院院士是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其差异点在于“工程”。

科学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科学，一个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是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对象，应用科学是工程院院士研究的对象。

基础科学从理论研究和科学试验中产出的成果，是公式（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新物质（如丁肇中的中子）、理论（如陈景润的“陈氏定理”）……应用科学从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中产出的成果，是展现创新技术、方法的产品。

基础科学的研究，为应用科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把基础科学的理论变成社会需要的产品。因此，很久以来，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极端重视应用科学，而轻视基础科学；但从学术的角度又极端重视基础科学，而歧视应用科学，认为搞应用不是科学家的作为，至少不能算是成功的科学家。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转变了观点，开始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这才成立了中国工程院，第二年袁隆平就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级别和待遇都是同等的，袁隆平即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没有必要再当中国科学院院士了。

现在那些“双料院士”，不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两栖成果，而是当初不重视应用科学的历史误会，把应用科学家错归到基础科学家群中，如今已经拨乱反正了，难道还要继续过去的错误吗？

美国科学院评选袁隆平为“外籍院士”，与中国科学院评选袁隆平为“院士”，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

美国知道自己的富裕和强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迷信的崇拜，于是就常常做出些长者的宽厚来。

例如电影的奥斯卡外语片奖，其实是好来坞甩向各国电影的钓饵——想得奖，你就得揣度评委的口味，就得模仿好来坞，久而久之各国电影就丢失了自我，让好来坞牵着鼻子走。即使是学得很像，也只能屈居第二，梅兰芳大师早就说过“学我者死”！

再如“外籍院士”，那是勾引科技精英加入美国籍的招魂幡，因为一入美国籍就可以立即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因此，按照袁隆平的研究成果，最恰当的荣誉应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