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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老人王铭三的博客

年逾花甲,生性散淡,无拘无束,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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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在平民之家,长在城市底层,混在下流社会,只会垃圾文学。我就是北京的一个糙老爷们,来不得半点高雅,喜欢的您就看两眼,不喜欢的您就别看,小心污了您高贵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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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诈捐门”是对国际捐助的无知  

2010-02-12 14:17:34|  分类: 麻辣酸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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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程队有位工人姓蒋,外号人称“讲不通”,超生游击队队员。

养了两个女孩不甘心又不死心,立志不生儿子不罢休,可家里计划生育抓得紧,他已经上了强制结扎的“黑名单”。家回不去了,就把老婆接到这两不管的工地来,一年多点就连中三元,又生了个女孩,他成天借酒消愁生闷气。

一个月工资60块多点,一个人的粮食定量48斤,老乡支援点粮票,再买些集市上的高价粮,两个大人三个孩子,本来也还过得去,可他天天召集一邦狐朋狗友喝大酒,也就捉襟见肘了,经常找人借钱。

“天不灭曹”,送子娘娘终于睁眼了,第四胎送来了一个儿子,虽然是因为老婆营养不良早生了三个月,可毕竟是七活八不活,不缺胳膊不缺腿的,直把“讲不通”乐得要给儿子办满月。喝酒还是喝酒,但意义不同,过去喝的是没儿子的闷酒,现在喝的是有儿子的乐酒。

闷酒和乐酒都一样的花钱,孩子的棉衣也变成酒喝了,一排小萝卜头在冬天寒风中冻成了紫萝卜,谁看着不心疼?工会主席提议给他一次困难补助,可一讨论就憋住了。有人指出,老于也是仨姑娘一个儿子,工资、定量也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不喝酒,给“讲不通”补助,不等于补助他喝酒吗?最后还是主席做主,按照工程队工会的最大权限,补助了“讲不通”30元。

过了一个月,三个孩子仍然站在墙根瑟瑟发抖,主席一问才知道,“讲不通”拿着钱就去买酒了,气得主席把“讲不通”骂了一顿,也就没法了。

转过年来,冬天又到了,主席和书记一商量,来了个越俎代庖。主席拿着30块钱,叫“讲不通”老婆拿上布票、棉花票,一起去段供应站买布买棉花,剩下点零钱交给她,又找来几个职工家属帮助她做棉衣棉裤,下班的时候,孩子都穿上了新棉衣新棉裤。

事后我们也曾议论过,虽说这是一个高招,但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工会补助的是钱,受补助的人是“讲不通”,主席越俎代庖把钱变成了棉衣,就等于是剥夺了“讲不通”对补助款的支配权,因此“讲不通”以没有见到补助款为理由,拒绝在补助款发放单上签字,也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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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学习“鲁布革水电站管理经验”中,我学到了两点有关贷款和捐助的知识。

一是贷款不是给你钱。当你向世界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以后,世界银行先要审查你贷款的理由、这个项目运行后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这个项目的贷款能力如何。确定贷款以后,派出咨询顾问,从招投标开始进行监督,按工程进展情况分阶段拨款。如果项目中途发生影响正常进展的问题,立即向世界银行反映,并停止贷款,以防止贷款成为呆账、死帐。

二是捐助的钱你看不到。按照惯例,业主、监理、施工三家,不能是同一国家的企业,必须是“三国演义”,但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业主单位、监理单位都由中国鲁布革水电管理局担任,于是世界银行给监理单位派来了两个顾问,一个是挪威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他们在鲁布革工作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都由世界银行支付,支付给他们的钱,就作为世界银行对鲁布革的捐助。受捐助的鲁布革水电站得到的捐助不是钱,而是两个专家的业务指导。

由此及彼,再深入学习,才知道发达国家的捐助有几种形式,但没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接受捐助者得到钱。

个人小额的捐助虽然是直接捐钱,但都是把钱捐给基金会。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捐赠,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麻烦。万一受捐助者拿着捐款做了违法的事,捐款者就说不清楚是不是受捐助者的同伙了。

基金会的捐助一般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实物。比如说帐篷、图书、各种用具等,还包括实物从甲地到乙地的一切费用;一种是项目。比如一个建筑工程项目,或者是一个以工代赈的项目;一种是劳动。比如救援、心理咨询、医疗救护……所有的义务都可以列入捐助的范围。

而我们的捐助,只有拿出钱来才算是捐款,别的什么都算是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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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海峡两岸交易会上,台湾地区的一位建设单位代表,与大陆的一位承包商代表,俩人就海外的一项铁路工程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不欢而散。我问那位台湾的代表,沟通的障碍是什么,他苦笑着说“简直是鸡对鸭讲”,又摇了摇头“实在是没有办法沟通”。

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我告诉他,有一条400多公里的铁路,有多少桥梁、多少隧道、几个站场,问他愿不愿意承担。”我说“他肯定愿意,承包商看到工程能不兴奋吗?他怎么说?”他说“他告诉我,他们总公司有多少职工,有多少设计院、工程局、高级工程师……”我说“你介绍你的工程,他介绍他的能力,有什么不对吗?”

他说“老王,咱俩是老朋友了,我问你,我需要的只是修一条铁路,他有多少人马,有多少设备与我有关吗?哪怕他是皮包公司,接受了这个工程,再到社会市场去招收人员、租赁设备,只要他能够完成合同,他的人员、设备从哪里来,我管那些干什么?”我说“他就是要告诉你,他有承担你的工程的实力。”他说:“他有多大的实力与我有关吗?他不干我的工程,实力再大也不关我的事呀!比如你要买一个馒头,饭店却介绍他能炒多少菜,手艺有多高,你这馒头不是仍然吃不上吗?”

我说“你别急,你说说,按照你的要求,他怎么说你才能满意?”

他说“这不是我的要求,我们在海外都是这样谈的。他应该告诉我,他对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兴趣,是不是愿意承担。如果他表示没有兴趣,不打算承担,就没有继续再谈的必要了,如果他有兴趣,想承担,我们就继续往下谈,工期呀、质量标准哪、价格呀、付款方式呀等等,谈到哪一步卡住了,谈判就中止。其实这和相亲是一个道理,第一次见面,先确定是否同意,是否都同意才有下一次的约会,如果他见面就吹嘘他家多么有钱,就是不点头同意,谁还能自讨没趣继续往下谈呢?”

我这才知道,我们的习惯与国际上形成的惯例正相反,比如某人在会上当众认可捐助100万——我们的习惯就认为他已经承诺捐助100万了;而国际惯例则认为,他只是意向的表示,他可以在100万左右的范围内参与捐助活动。

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他,把他承诺的100万捐助款送来。而他也在耐心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前去与他商讨捐助活动计划,签定内容包括捐款使用目标,捐款提供方式,捐款提供期限……等等的“捐助协议”。

协议既是双方执行的依据,也是诉讼的证据。章子怡既没有与捐款人签定什么协议,也没有制定什么捐款计划,就这么前去催讨,把捐款变成了债务,岂不令人莫名其妙;如果再对簿公堂,就更加令人笑掉大牙了。

国际惯例认为,捐款是可以中止,甚至是不执行的。例如,捐款人在“捐助协议”执行中,发生天灾人祸或企业破产,捐款人已无款可捐了,就不再继续执行“捐助协议”。

捐款人中途下岗,丈夫又患了绝症,生活已十分拮据,然而希望工程捐资助学的任务还有两年,受捐人甚至还要将她告上法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捐款债”,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外国没有“诈捐”,也不可能发生“诈捐”,因为外国的捐款没有摄像镜头的逼视,都是自愿的、保密的,没有事先的承诺,也不公布捐款数字。所谓“诈捐门”,只是一道中国特色的“门”。

(20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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