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老人王铭三的博客

麦田打假，方舟子跟上，韩寒信誓旦旦，三个不甘销声匿迹的中年男人，大过年的不消停，整出了点不大不小的动静，让大家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扯淡年。

我们不妨假定，韩寒的一切作品都是他爹代的笔，而父亲给儿子当枪手又违法了那条法律？现在又有几家父母没替儿女写过作文？又有几家爷爷奶奶没替孙子孙女扫过教室？

打这个假，有意义吗？

哪个单位的工作报告不是一群秘书在写，而由一个领导署名，难道秘书能当枪手，父亲就不能当枪手吗？

传统相声《大登殿》里，提到了过去到处都有的公共浴池，现在已经快要绝迹了，据说北京城现在仅存一家，还搬到三环路以外去了。

我把记忆中的公共浴池写出来，作为历史的纪念吧。

九十年代以前，北京还是以平房为主，那些所谓的“简易楼”也就是个“立体平房”，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一层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厕所；住宅楼的一个单元，也只有一个蹲坑、一个洗脸池，况且有的一个单元还要住两三家，根本没有洗澡的地方。那时，能在家洗澡的人，真可说是凤毛麟角。夏天好办冬天难，于是公共浴池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卫生设施。

那时北京城的公共浴池分两级——甲级和乙级；洗澡有三种方式——盆塘、池塘和淋浴。甲级浴池，男部设盆塘和池塘（包括淋浴），女部设盆塘和淋浴；盆塘每位五毛五，池塘和淋浴都是每位两毛六。乙级浴池只有男部，也只有池塘，每位两毛。

常在贴吧里看到这样的提问：“某某是大师吗？”或者是这样的疑问：“某某怎么能算是大师呢？”

师，最早是指军队，如“挥师北上”、“威武之师”……后来不知这字意是怎么转悠的，“师”又有了第二个含义——授业解惑，于是教书先生被称为“塾师”，因此就有了韩愈的《师说》，有了“天、地、君、亲、师”五尊之称。小皇上称老丞相为“太师”，主帅把出谋划策的助手称为“军师”，地方官称帮手为“师爷”，徒弟称教给自己本事的为“师傅”……

现在，好多人在照相的时候，不仅要摆酷的“泡丝”，还要做“萌”的表情，最后再喊一声“茄子”。如果是拍集体照，就会有人喊“一、二、三！”把大家邀齐了，一起大喊一声“茄子！”。

我曾经考过一些年轻人，为什么照相喊茄子？是从谁开始的？结果他们都说是“聋子听戏——看别人乐，也跟着乐”。

中国特色的国民意识特色之一，就是喜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学什么都走样，可学什么又都一窝蜂。

八十年代初，正值中日友好蜜月期，上海电影制片厂与日本合拍了一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电视台记者采访主演孙道临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会日语吗？一个是你怎么能让每张照片都保持着微笑？

现在是奉承人不吝溢美之辞的年代。电视台露了几回脸，就称为“著名相声演员”；岁数大一点，就立即戴上“表演艺术家”的桂冠。逗哏的捧了一回哏，或者是捧哏的逗了一回哏，就说是“捧逗俱佳”；一夸捧哏演员，就称其“不温不火”……反正送高帽又不花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相声界，这“不温不火”本是对捧哏的最高评价，可现在被记者和主持人们用得太滥了，桂冠逮谁给谁戴，反倒觉得有点讽刺的味道，尤其是字都写错了。

温，是温暖、温和、温文尔雅的温；火，是热火、火爆的火。那么，既不温暖又不热火是个什么状态呢？看来只能是凉了。试想，旁边站着一个冷冰冰的捧哏，谁还能有精神逗呢？观众看着怎么能舒服呢？

日本有个临终关怀医院，医院里有一个临终关怀护士，叫大津秀一。她把亲耳听到的1000个临终老人倾诉的遗憾，进行了记录、归纳、整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

这不是一个人的25件憾事，而是1000个临终老人遗憾的汇总，它们是：

1．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2．没有实现梦想。

3．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二战结束后，上海来了一群美军陆战队，驻地就在洋泾浜，于是，中国就有了一个“洋泾浜英语”，突出的代表就是“阿飞”。

这些美国大兵带来的美国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富二代趋之若鹜，穿花衫、说英语、抽雪茄、喝可乐，成了经久不衰的时尚。这些“时髦青年”有一个群体性的称呼，就是英语单词“Fashion”，意即时髦、时尚、很牛。

在贫穷、保守的“正统”人意识中，时髦无异于纨绔，纨绔就等于流氓，因此那些“Fashion”们也就成了上海平民眼里的“流氓”。于是“Fashion”被简读为“飞”，又把英语本土化为“阿飞”，从此“阿飞”就成了上海的“流氓”，其特征只不过是“大包头、小裤脚、尖皮鞋”。

九十年代以后，在许多的电视访谈中，许多人都把捧哏和逗哏比喻成夫妻关系，好像是捧逗“如夫如妻”成了一种定论。

有一位逗哏演员，真的就把捧哏当“老婆”了。有一回捧哏奉领导之命，帮另一对演员搞了一段三人相声，他不敢惹领导，却拿捧哏撒气，就好象捧哏“红杏出墙失去了贞操”似的，尽其挖苦、讽刺、散风之能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正是这一对搭档的破裂，使我意识到捧逗关系不能只似“夫妻”。据我的观察、思考和切身体验，捧哏与逗哏的关系是综合着“夫妻”、“东伙”、“兄弟”、“父子”四种关系，只要没处理好其中一种关系，就成不了一对好搭档。其实，领导班子的正副手也一样。

西方人说“双刃剑”，中国人说“有阳就有阴”、“有利就有弊”，道理一样，说法不同。例如高科技，就是在带给人们愉悦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烦恼。

2004年，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一位社工，41岁的辛迪亚·戴丽，用一名捐精者的精子怀了孕，并产下一名男婴。

七年来，她一直都很希望儿子能够见到他的亲生父亲，可惜，医院里只提供捐精者的序号，而不告知捐精者的姓名和其它信息。

于是，戴丽用捐精者序号为标识，建立了一个“捐赠者亲属注册”网站，还成立了一个在线群。不料群里的人数越来越多，与戴丽儿子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迄今已有150个之多，预计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

六十年代中，我参加三线建设修铁路，住在四川省峨边县永乐公社。

峨边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乐山专区代管，汉彝杂居，是天府之国的穷乡僻壤，可以从两件事看到：

一是那里的农产品超便宜，我们刚建点的时候，花两块钱就能买下一棵树的橘子，大队人马上来以后物价飞涨，橘子也才涨到一毛钱三个。因为那里不通公路，背一篓要走120里到峨眉，才能卖出去，所以，自己吃不了的橘子只能眼睁睁看着烂掉。

二是那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没出去过，到过十几里外的金口河区就算是见过世面了，更极少有外人来，所以从来没看过戏，更没看过电影，听说我是从北京的，就以为我和毛伯伯住邻居，在一个食堂吃饭呢。

原以为从“疯狂英语”到“疯狂打老婆”又是一番炒作（对不起，这年头的炒作就像是五八年的浮夸，既不违法也不犯错，只算是一种“娱乐”，因此，遍地开花的炒作已把我等炒麻木了，遇事总是习惯地先怀疑一下：这是不是又是谁在炒作？），待看到李阳的美国老婆提出离婚，这才觉得像是真的了。

如果李阳没有打老婆，如果打老婆的不是李阳，如果李阳的老婆不是美国人，这就是一件普通的家庭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而名人李阳殴打洋老婆就有了充足的“卖点”，就成了吸引眼球

孙宝才（1900~1991），艺名大狗熊，是北京曲艺团的双簧演员。

孙宝才，岁数大，资格老，辈分高，八十年代八十多岁仍能登台，经常在前门大街老舍茶馆演出。

虽然到了耄耋之年，老爷子眼不花耳不聋，上台依旧精神百倍，那些吃在心里，化在血里的“活儿”，什么时候也不会出错。可下台以后就难免大智若愚地糊里糊涂，经常说错话、办错事。

俗话说“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后台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没有人跟老爷子计较，又都爱跟怹说话，因为怹的糊涂话有时能把人逗一跟头。

老爷子进后

那年回家探亲，正赶上干娘过生日，我们两口子去拜寿，吃饱了喝足了，跟干爹一壶清茶坐那聊闲天。

我问老爷子——有句话叫“徒不言师”没闹明白是什么意思。

干爹笑了笑说，就是当徒弟的不要轻易告诉别人他师傅是谁。

“为什么呢？”我问。

“是为了保护自己。”干爹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起来，“打个比方，你是京剧演员，在你们这一拨人里，你算是比较好的，别人60分你70分。可你师傅是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名角啊，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嘛，无形中别人就把你的线儿提高了，别人不会的你得会，别人不行的你应该行，你应当在80分以上才符合你的身份。没什么道理可讲，就因为你是大师的徒弟，你就应该比别人高一大截子。所以说你到处宣扬你师傅是名角，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个枷扛着吗？”

这个问题复杂，咱得掰开了揉碎了细说，这里头可深了。

1．北京

假如您在广州向北京人打听，“颐和园在北京吗？”年轻人会告诉您“颐和园就在北京！”而老年人则说“颐和园不在北京，在海淀。”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北京有城墙，城墙上有城门，城门洞里有两扇大门，还有一道千斤闸。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上，有兵荒马乱还得落下千斤闸，于是城墙就成了城乡的分界线。城墙以里是“北京”，归顺天府管，城墙以外是“乡下”，归直隶管。

您听明白了吧？过去的“北京”，是地理概念，是“北京城”的简称；现在的“北京”，是行政概念，是“北京市”的简称。

革文期间修地铁，城墙拆了，改成了二环路，城乡的界限就模糊了。

过去在天津，单弦大王荣剑臣和单口相声大王张寿臣同台。荣剑尘每次临下台时，都要托付观众说，下边由我儿子给大家说段相声；张寿臣一上台就说，刚才我儿子给您唱了一段单弦。天天这么说，成了这个舞台的一个特色，一条规律，一道风景线。

有一天张寿臣上台没按常例，却说“今天有件事可把我气着了……”，观众愣了，捧哏的赵佩如也不明就里，只好试探着垫一句“怎么啦？”，张寿臣接着说“有个朋友明天请我吃饭。”赵佩如顺着说“吃饭是好事啊？”张寿臣突然一转“可这请帖写的忒可气了。”